【转贴】论蔡京茶法改革——兼论宋代茶法演变的基本规律 ...

第六感LYT

　　李椿概括南宋东南榷茶制的特点说：“榷茶与其他榷货不同，如盐、矾、乳香，铅锡、酒皆有所榷之物，唯有榷茶止是空引，客人自行买茶，署篰搬担。”（注：《历代名臣奏议》卷271《理财》。）当时还有人谈到南宋茶法与政和茶法的联系说：“茶法自政和以来，官不置场收买，亦不定价，止许茶商赴官买引，就园户从便交易，依引内合贩之数，赴合同场秤发，至今不易，公私便之。”（注：《宋会要》食货29之16。）都道出了南宋东南茶法以引榷茶的特点。在以引榷茶，通过茶引印卖和合同场勘验来实现茶叶的专卖，中央垄断茶利这一点上南宋茶法确实取法于政和茶法。李心传和王应麟更直接地说：“建炎渡江，不改其法”、“中兴循其法。”所谓“其法”都指政和茶法。（注：《朝野杂记》甲集卷14《总论东南茶法》、《玉海》卷181《嘉佑茶弛茶禁》。）但南宋茶法并不只是对政和茶法的简单继承，在很多方面都有自身显明的特点：如南宋虽然仍由中央垄断茶引的印造，但卖引权下放到地方，给州县规定卖引和住卖茶配额，茶引种类增多，长短引的划分标准也有了根本变化，单位茶引的重量和价格降低，营销范围扩大，且南宋茶法更加细密苛重，除了与政和茶法一样对商人贩茶实行验引、立限、缴引的全过程监管外，入山和出山验证印据关防，出入城门勘验印历，配给贩茶由子等，对商人的监督更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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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宋前期东南茶法实行禁榷时四川和广南茶都实行通商法，所以《宋会要辑稿》食货二九之七和《宋史》卷183《食货下五》概括北宋前期川茶法说：“川峡广南州军止以土产茶通商，别无茶法。”“天下茶皆禁，唯川峡广南听民自买卖。”川茶的禁榷始于熙宁七年。但熙宁七年最初还仅是对川茶在陕西的销售实行垄断。商人贩易川茶入陕，必须在产茶州县领取长引，“只得于熙秦州通远军及永宁寨茶场中卖入官。”并立定程限，不许沿路交易。（注：《宋会要》食货30之13。）熙宁八年四月十九日又对入陕的川茶（而非所有川茶）实行了垄断收购，“雅州名山县发往秦熙等处茶乞听官场尽买，不许商贩。”（注：《长编》卷263熙宁八年四月丙申.《宋会要》食货30之13所载略同。）对入陕及在川峡销售的川茶都实行“尽数官买”禁榷制是在熙宁九年禁榷入川解盐以后。吕陶曾说：李杞经营川茶之初每年为熙河博马提供四十万贯，后运茶阻梗，课利不足，又经营布帛，以布息补茶利，“自后又恐买布亦难敷及无数，则乞却雇回脚船车般解盐入川。泊至盐法难行，则又乞将川中有茶去处并行收买。”（注：《长编》卷282熙宁十年五月庚午。）说明川茶的全面禁榷是在官府垄断解盐入川事务以后。而官府垄断解盐入川事务始于熙宁九年四月刘佐的上书。刘佐说：“商人贩解盐入川买茶至陕西，获利甚厚。欲依商人例，岁以盐十万席易茶六万驮，约用本钱二百一万缗。比商贾取利皆酌中之数，禁商人私贩。”（注：《长编》卷274熙宁九年四月丁未。）元丰元年蒲宗闵的上书也说到，初解盐入川虽有官营“不禁私贩，后刘佐榷卖，遂致人言。”（注：《宋会要》食货24之17。）熙宁九年的尽数收买是对川陕两地行销的川茶实行全面禁榷。此后在元佑绍圣间川茶禁榷制有过短暂的兴废反复，但直到南宋初赵开改法，基本制度都是垄断收购的禁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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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宋建炎二年赵开改革四川茶法。其内容如《宋史·赵开传》所载：是“参酌政和二年东京都茶务所创条约”，“官买官卖茶并罢”，“印给茶引，使茶商执引与茶户自相贸易”，“仍于合同场置茶市，交易者必由市，引与茶必相随。”从内容来看，其基本制度就是采用了蔡京合同场法以引榷茶的间接专卖制。赵开之后，李迨、张深有、郑刚中、贾思诚、韩球等先后主持四川茶马，对茶法也作了一些增损，主要都是征敛程度和手段的变化，以引榷茶的基本制度并未改变。当然，南宋四川茶法因为与博马连为一体，具体内容又有诸多与政和茶法不同的特殊性。

　　从东南茶法和四川茶法的演变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宋代茶法由垄断收购向以引榷茶转变的基本规律。在垄断收购向以引榷茶转变的过程中，蔡京茶法改革又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蔡京茶法所实现和代表的这一转变并不仅仅是简单的敛财之道，而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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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宋代茶法由垄断收购向以引榷茶转变的原因

　　宋代茶法由垄断收购向以引榷茶转变趋势的形成与宋代财政结构的变化、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央集权的需要密切相关，是这些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一）财政结构变化和商品经济的发展

　　中国历代皆以农立国，财政主要依赖来自于土地的租税，即所谓“食租衣税”的财政模式。专卖长期被视为与民争利的苛政。汉武帝任用桑弘羊实行管榷政策，卜式就强烈地反对，认为“县官当食租衣税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贩物求利，亨弘羊，天乃雨。”（注：《史记》卷30《平准书》。）此后禁榷专卖在财政紧张时仍不时被统治者用作救急的手段，但未被视为名正言顺的财政项目。隋及唐初还罢行禁榷，以示不与民争利，实行仁政。这也说明当时国家财政的支柱仍是农业租税，商业收入无足轻重。但这一结构在安史之乱以后发生了变化。唐政府财政支出增加，而藩镇割据，截留财政，中央无力统筹全国财政。在此情况下，乾元元年唐政府用第五琦推行榷盐制度，之后又实行榷酒和榷茶制，解决财政危机。到唐代中后期盐茶收入已成为重要财源。“大历末，通计一岁征赋所入，总一千三百万贯，而盐利且过半。”（注：《旧唐书》卷123《刘晏传》。）“天下粜盐税茶，其赢六百六十五万缗。”（注：《新唐书》卷54《食货志》。）此时专卖收入在财政的现钱收入中已过半，地位日显重要，成为新的财政支柱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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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茶盐之利对财政如此重要，那么如何才能从茶盐中获得最大利益呢?实行禁榷当然是前提。北宋前期四川广南茶法的通商都是为了稳定地处边疆的两地统治。嘉佑的通商也是在沿边虚估的特殊形势下实行的。均不能增加茶利。宋人张致远曾说：“善理财者宜固邦本，夷吾陶朱不世出，得人如刘晏、第五琦可矣。”（注：《系年要录》卷85绍兴五年二月乙酉。）刘晏、第五琦都是唐代以专卖救财政的理财名臣。但禁榷制也必须因时变易才能收到最好的效果。在商品经济有很大发展的时候，增加专卖收入的最好办法就是让商人更多地参与专卖活动。唐宋是继春秋战国至汉初之后商品经济发展的又一个高峰。商品经济的发展，生产规模和交换规模的扩大使得封建政府很难对某一行业或产品实行独占，只有发挥商人的作用才能促进商品流通。而且茶叶不同于产地固定的盐铁，也异于可置务酿造的酒，其生产有很大的分散性。只要土壤气候适宜，不论高山丘陵、田间地头，还是房前屋后、道观僧寺皆可种植，官府无法垄断生产。唐太和九年榷茶使王涯“令百姓移茶树于官场中栽植，摘茶叶于官场中造作”，令狐楚斥责他“有同儿戏，不近人情”，茶农也强烈反对，甚至以入山造反相威胁。致使王涯榷法不到两月便罢。（注：《旧唐书》卷172《令狐楚传》。）王涯的失败是必然的，因为他违背了茶叶生产的基本规律。所以唐代榷茶除王涯外均未垄断茶叶生产环节，宋代亦然。不仅生产环节不能垄断，而且由于宋代茶叶消费需求的扩大和广泛，茶叶的销售环节也难以垄断。张洎说：“茶为食物，天下所资，日用于人，同于盐酒”，茶叶“流行天下，无异米盐，兆姓所需，远近同俗。”（注：《宋名臣奏议》卷108《财赋门·茶法》。）王安石也说：“夫茶之为民用，等于米盐，不可一日以无。”（注：《临川文集》卷70《论茶法》。）反映了茶叶在社会各个阶层的广泛需求。如果仅仅依靠政府的经营，是很难家至户到，满足市场需求的。只有如欧阳修所说，政府“不惜其利而诱大商”，“大商不惜其利而诱贩夫”，（注：《欧阳修全集》《居士集》卷45《通进司上书》。）才能使货行流速、财赋增长。张震把园户和商人比作茶叶流通的源和流，说：“民者（指园户），茶之所自出，商者，茶之所自行。”（注：《系年要录》卷173绍兴二十六年六月乙亥。）这就决定了宋政府榷茶不可能，也始终没有撇开园户和商人，没有对茶叶产销各环节实行官府独占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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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事实证明即使仅垄断收购这一个环节的榷茶制度仍不能使宋政府获得最大的茶利。由于茶叶保质期限短、保质要求高，易潮易腐，官府经营效率低，损耗大。张洎曾分析，官府垄断收购各地茶叶集中于榷务山场发卖，纲运途中“风涛没溺、官吏奸偷、陷夫茶纲，比岁常有”，而在买茶场和卖茶榷务山场又“堆贮仓场”，以致“大半陈腐，积年之后又多至焚烧。”（注：《宋名臣奏议》卷108《财赋门·茶法》。）政府还要支出茶本钱、纲运费、仓库费等经营成本。而商人的天性就是追逐利润。如管子所说：利之所在“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继日，千里而不远”，“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源之下无所不如焉。”（注：《管子》卷17《禁藏》。）所以欧阳修指出利用商人才能更好地增加财政收入，如果“欲专而反损……夫欲十分之利皆归于公，至其亏少，十不得三，不若与商共之，常得其五。”（注：《欧阳修全集》《居士集》卷45《通进司上书》。）张洎也指出，若官收净利，允许商人与园户直接交易，必致“茶货流通，利入公门，必当增倍。”（注：《宋名臣奏议》卷108《财赋门·茶法》。）祟宁四年蔡京在东南改行以引榷茶，效果正如欧阳修、张洎所说，茶利大增。蔡京及南宋四川和东南实行的以引榷茶之制虽然苛细严急，但客观上符合商品经济发展、财政结构变化的要求，成为茶法的改革方向。

小庆哥在此

很长的帖子
以前了解过一点皮毛
如今正好借楼主的帖子补完一下自己的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