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诗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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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油

魏晋南北朝社会的变迁，学术思潮以及文学观念的变化，文学的审美追求，带来了诗歌的变化。题材方面，出现了咏怀诗、咏史诗、游仙诗、玄言诗、宫体诗，以及陶渊明创造的田园诗，谢灵运开创的山水诗等；诗体方面，五古更加丰富多采，七古也有明显进步，还出现了作为律诗开端的“永明体”，中国古代诗歌的几种基本形式如五律、五绝、七律、七绝等，在这一时期都有了雏形；辞藻方面，追求华美的风气愈来愈甚。藻饰、骈偶、声律、用典，成为普遍使用的手段。

         
这一时期的文学除文人诗外，还有南北朝乐府民歌，辞赋，小说、文论等。魏晋南北朝也是文的重要发展阶段。儒学丧失独尊的地位，渐次衰微,玄学及佛教、道教从兴起走向兴盛，都对人们的思想和文学观念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文学创作不仅逐渐摆脱大量引经据典的陋习，重视作家情感的自由抒发,而且在作品的表现形式上有多方面的探索。这一时期的文学主要包括辞赋、骈文与散文三种形式。散文较之两汉散文，有着明显的变化，一变板滞凝重的面目而为清峻、通脱；辞赋创作也呈现出新的格局，抒情小赋的出现，是这一变化的重要标志；受讲究对偶、声律和藻饰的风气的影响，骈文出现并走向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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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建安文学

         
建安（196—220）是东汉献帝的年号，文学史上的建安时期从黄巾起义到魏明帝景初末年，大约五十年时间。在东汉末群雄并峙逐鹿中原的争夺兼并中，曹操完成了统一北方的大业，并吸引大批文士，形成了以曹氏父子为核心的邺下文人集团。建安诗歌便是社会由分裂动荡趋向统一这一历史时期的产物。“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时代特征，建安文人开阔博大的胸襟、追求理想的远大抱负、积极通脱的人生态度，直抒胸臆、质朴刚健的抒情风格，形成了建安诗歌所特有的梗概多气、慷慨悲凉的风貌。为中国诗歌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并确立了“建安风骨”这一诗歌美学风范。

建安文学的代表有“三曹”、“七子”和蔡琰等。

         第一节 三曹
     
         
曹操（155-220），字孟德，既是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也是一位诗人，今存诗20余首。他的一部分诗真实反映了汉末动乱的社会现实和百姓的苦难。如《蒿里行》记录了汉末董卓之乱前后最黑暗混乱的一段历史，描绘了军阀争权夺势所造成的悲惨现实：“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另一部分诗抒发了他的人生抱负和统一天下的雄心大志。如《观沧海》写登临碣石眺望大海的所见所感，展现了作者吞吐宇宙的气概和宽广博大的胸怀；《龟虽寿》抒写了年命有尽而老当益壮的积极进取精神；《短歌行》抒发了求贤若渴的心情和建功立业的决心。曹操创造性地用乐府古题写时事，如《薤露行》、《蒿里行》本是送葬时的挽歌，在曹操笔下却以其反映现实的鲜明性被称为“汉末实录”。此外，他的四言诗为已经僵化板滞的形式注入新的活力。曹操不仅用自己的创作开风气之先，而且以其对文学的倡导，为建安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曹操的散文最突出地体现了迥异于汉代的清峻、通脱、华美、壮大的风格。他的代表作《让县自明本志令》、《举贤勿拘品行令》都写得朴素自然，清峻简约,不受礼法约束，不加雕饰，直抒胸怀，情真意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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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七子与蔡琰

         
“七子”之称见于曹丕《典论·论文》，包括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瑒、刘桢七位诗人。他们都亲身经历了汉末动乱，有一定的政治抱负，因此在创作上表现出一些共同特征。七子中王粲、刘桢成就最为突出。
  
         
王粲（177-217），字仲宣，今存诗23首，被刘勰誉为“七子之冠冕”（《文心雕龙·才略》）。《七哀诗》三首是他的代表作，其中尤以第一首最为著名。诗写自己在初平三年（192）董卓部将作乱长安时避难荆州途中所见所闻，通过亲眼所见一位饥妇人抛弃亲生骨肉的悲惨场面，概括了战后生灵涂炭的惨象，揭示了战乱给百姓带来的灾难。写来感情深沉，慷慨悲壮。
   
        
刘桢（？-217），字公干，今存诗20余首，分为赠答诗和游乐诗两类。赠答诗中最著名的是《赠从弟》三首，分别用苹藻、松树、凤凰比喻坚贞高洁的性格，既是对从弟的赞美，也是诗人的自我写照。其中第二首写松树在风霜冰雪摧残下仍然“端正”挺拔的英姿本性，最为豪迈俊逸。
   
        
七子中的其他诗人也都有一些著名的作品，如陈琳《饮马长城窟行》借秦代民谣写繁重徭役给广大人民带来的痛苦，有强烈的现实意义。阮瑀《驾出北郭门行》写一位孤儿被后母虐待的情状，从侧面反映出汉末残酷的社会现实。徐干《室思诗》写思妇忧愁苦闷的心绪，哀怨缠绵，堪称佳作。

除曹氏父子，建安七子中孔融、陈琳、阮瑀的文章亦文气充沛,辞彩壮丽,颇具战国纵横家之遗风。总的说来，建安时代优秀的散文作品,大多情怀慷慨,文质彬彬,气势飞动流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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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琰，字文姬，是东汉末年著名文学家蔡邕之女。董卓之乱中被胡兵掳至南匈奴，嫁给左贤王，生有二子，后被曹操用金璧赎回，重嫁同郡董祀。相传为蔡琰所作诗今存三首，其中五言体《悲愤诗》比较可信。此诗长达540字，是建安文人诗中唯一的长篇叙事体抒情诗。全诗分为三段，第一段叙述自己遭祸被虏的缘由和被掳入关途中的痛苦；第二段叙述在南匈奴的生活和听到被赎消息悲喜交集以及母子生离死别时的惨痛；最后一段记叙归途和到家后所见所感。作品以自己亲身经历的悲惨遭遇，深刻揭示了汉末动乱中广大人民特别是妇女的不幸命运。全诗叙事波澜曲折，抒情如泣如诉，有强烈的的感染力和隽永的艺术魅力。
   
        
这一时期，享有盛名的散文还有诸葛亮的《出师表》。这是建兴五年（227）他准备出师北伐，临行前写给后主刘禅的一道奏章，情词恳切地表白了自己为蜀汉竭忠尽智的决心和匡复天下的志向。文章所表现的政治家、军事家的胸襟和眼光以及献身精神，赢得了后代无数志士仁人的崇敬和仰慕。文章思深旨远，说理透辟，逻辑严密，层次井然。通篇情真意挚，既晓之以理，又动之以情，一字一句都从肺腑中流出，有强烈的感染力。全篇以散句为主，间用骈句，既整齐而又富于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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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左思、刘琨、郭璞
   
左思（250-305），字太冲，出身寒素家庭。今存诗仅14首，抒写怀抱，抨击现实，多反抗不平之音。气势雄健，笔力劲拔，辞采壮丽，形象鲜明，人称“左思风力”。奠定了左思在文学史上不朽地位的是《咏史》八首，八首诗各自独立成章，意思又互相承接，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名为咏史，实为咏怀。如其一“弱冠弄柔翰”当作于晋朝初建、尚未平吴之时，诗人自叙文才武略和用世之志，胸襟豪壮，气概非凡，反映了寒士阶层生气勃勃的进取精神。《咏史》中最著名的是其二“郁郁涧底松”，这首诗用“涧底松“与”山上苗”的鲜明对比，揭露和抨击了门阀制度的不合理以及对人才的压抑，愤慨之情溢于言表，激起后世无数有才之士的共鸣。
  
  
左思《咏史》在艺术上继承了汉魏诗人抒情与言志结合、写实与寄托并用的传统，而又有所创造。他将咏史与咏怀更紧密地结合起来，同时在表现上更富于变化，如比喻、对照、比兴、议论的多种手法兼用，进一步丰富了咏史题材的艺术表现力。
  
  
左思还有《杂诗》、《招隐诗》、《娇女诗》等作品。他的诗虽受所处时代诗风的影响，也有典雅精切的一面，但因胸襟高旷，笔力雄迈，故能拔出流俗，“陶冶汉魏，自铸伟词”，成为西晋成就最高的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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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陶渊明
   
陶渊明是这一时期成就最高的诗人，他的出现不仅成为中国士大夫精神的一个象征，而且在古典诗歌发展史上树立了一座里程碑，他所开创的田园诗以及“平淡自然”的诗风，把诗歌艺术提高到一种美的至境，标志着汉魏以来古代诗歌所能达到的高度。

第一节 陶渊明的生平思想
   
陶渊明（365-427），字元亮，一说名潜，字渊明。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其曾祖陶侃是东晋初名将，显赫一时。祖父、父亲也都出仕做过官。但渊明年幼时，家境即已败落。他先后出任江州祭酒、镇军参军、建威参军、彭泽县令等不高的官职，因抱负不得施展，又不肯与黑暗的世族社会同流合污，便于四十一岁那年弃官而去，从此开始隐居的生活。他去世以后，友人私谥为“靖节”，故后世称“陶靖节”；因曾任彭泽县令，后人又称为“陶彭泽”。
陶渊明对社会人事的虚伪黑暗有极清醒的认识，决心不与统治者同流合污，因而他的隐逸不是消极的逃避现实，而是具有深刻的批判社会现实的积极意义。当他在漫长的隐居生活中陷入饥寒交迫的困境时，尽管也彷徨过，动摇过，但最终还是没有向现实屈服，宁固穷终生也要坚守清节。陶渊明的伟大还表现在他坚持不懈地亲自参加生产劳动，从中悟出民生以勤为先、以衣食为端方能反朴归真的根本道理。更其难得的是，他从躬亲耕稼的实践中，提出了桃花源的理想。这是从当时的封建生产关系中所可能产生出来的小生产者的最高理想。


    第二节 陶渊明的诗歌成就
   
陶渊明诗歌现存120多首，有多种题材，其中最主要的是田园诗和咏怀诗。作为田园诗的开创者，是他第一个将农村生活、田园风光当作重要的审美对象。他描绘了田园风光的美好和对淳朴田园生活的热爱；表现了躬耕生活的体验及与农夫邻里的关系；揭示了农村的残破凋敝、自己的生活困顿；表达了安贫乐道的志趣，并在其中寄托了自己的人生理想。咏怀诗主要表现诗人不同时期的理想、志趣和人生感受，其中既有仕与隐的内心矛盾，又有归隐后的苦闷情怀：既有对时政的关切，又有对黑暗现实的不满；既有壮志未酬的失落感，又有对孤贫处境的哀叹；还有对高洁人品的表白，对“桃花源”理想的追求等等。两类诗并没有明确的界限。
  
   
如组诗《归园田居》其一“少无适俗韵”，大约作于解职归田次年，淋漓尽致地抒发了回归田园的愉悦。诗人不厌其详地罗列景物，“地几亩，屋几间，树几株，花几种，远村近烟何色，鸡鸣狗吠何处，琐屑详数”（黄文焕《陶诗析义》），形象有力地表现了诗人摆脱尘俗返回自然这一特定环境中无比欣慰的心情。其中“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等对景物真切的描写，无不饱含着诗人对乡村的亲切依恋之情。语言平淡质朴，却诗意盎然。他的田园诗还着重抒写了躬耕生活的体验，如《归园田居》其三“种豆南山下”，写日出而作，带月而归，道狭草长，夕露沾衣的劳动生活和诗人的感受，极为生动逼真。有的则表现了农村的凋敝和自己的穷困，如《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炎火屡焚如，螟蜮恣中田。风雨纵横至，收敛不盈廛。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写饥寒交迫的景况和心理活动极为真切，非亲身经历者不能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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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诗歌的风格是平淡自然，他的田园诗最鲜明地体现了这一艺术特色。这种自然平淡的诗风与平静朴素的田园生活的题材、诗人恬淡旷远的襟怀、孤傲高洁的品格密切相关。他善于以白描及写意手法勾勒景物、点染环境，意境浑融高远又富含理趣。语言精工本色，朴素真率，笔调疏淡，风韵深厚。但陶诗并非只有飘逸悠然、自然冲淡一种风格，也有金刚怒目的慷慨豪放如《咏荆轲》、《读山海经》的“精卫衔微木”等。

   
陶诗还善于将兴寄和自然美融为一体。他笔下的景物既是有象征意义的意中之景，又是生活中的实有之景。如《拟古》其七“日暮天无云”中所写“云间月”、“叶中华”，便既是月夜春景，又是对人生最美好酣畅的短暂时光的比喻。陶渊明笔下的景物往往被人格化，如青松、芳菊、归鸟、孤云，都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景物，也是诗人高洁性格的象征。
  
  
陶渊明对诗歌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他不仅开创了田园诗，而且前所未有地将日常生活表现得情趣盎然，富有诗意，扩大了诗歌的题材；他创造了平淡自然的诗歌意境，为后人树立了诗歌艺术的更高标准。在诗歌形式方面他也有很多创造，一是用新鲜活泼的内容给四言诗这种呆板僵化的形式注入新的生命；二是发展了五言咏怀组诗，在前人《咏怀》、《咏史》、《游仙》、《杂诗》的基础上，进一步根据内容和形式的特点命题，如《饮酒》二十首，《拟古》九首，《归园田居》五首，《咏贫士》七首，《读山海经》十三首等。分类更加细致，在每组诗的内部结构安排方面，也较前人更具匠心。
  
  
陶渊明在当时并不为诗坛所看重，钟嵘列其为中品，萧统主要赞其人格清高，这是因其文风与当时推崇华丽相悖的缘故。唐以后有所改变，王维、孟浩然等人的艺术风格受到他的影响。宋以后，陶渊明才受到普遍推崇，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