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略论武德九年突厥入寇（上）——烽烟再起

大大大宝哥

笔者在2012年-2013年先后写了武德五年-八年突厥入寇的情况，同时分析了李世民与李建成在备御突厥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本文继续分析武德九年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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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突厥入侵原州、唐朝分道备御

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年初，突厥就再次声言入寇。
据《册府元龟》卷990记载，“（武德）九年正月辛亥（二十二日），突厥声言入寇，敕州县修城堡，谨烽候”。

另据《旧唐书》高祖本纪记载，“（武德）九年春正月丙寅，命州县修城隍，备突厥”，与《册府元龟》所记当为同一件事，但武德九年正月无“丙寅”，疑应为“甲寅”（二十五日）。

如果大家对武德八年篇还有印象的话，应该记得，在武德八年（公元625年）三月的时候，突厥也曾声言入寇，当时曾计划派李世民前往潞州，后无寇而止。但是，与武德八年三月虚晃一枪不同，这一次，突厥真的很快就来了。

据《册府元龟》卷990记载，“二月丁亥（二十八日），突厥寇原州”。

原州此前已经介绍多次了，属关内道，是突厥入侵关内道频繁经过的地方。面对突厥入侵，唐高祖李渊采取了以下措施：

遣折威将军杨毛击之。又徵兵屯于太谷，遣秦王及皇太子建成勒兵以备胡。（《册府元龟》卷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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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分析起来，李渊采取的措施可以分为3项：

第一，派出折威将军杨毛（《新唐书》突厥传作“杨屯”）出兵迎击。折威将军杨毛，是关中十二军中的宁州道折威军的主将。这是应对原州局面的应急措施。

第二，向太谷集中兵力。《册府元龟》作“徵兵屯于太谷”，《新唐书》突厥传作“发士屯大谷”。

太谷属河东道并州，位于并州南部，自太谷向东南可至洛阳，向西南可至长安，是个战略要地。这一措施表面看起来比较奇怪，突厥是在入侵关内道原州，为何要向河东道的太谷集中兵力呢？

其实，结合武德八年（公元625年）突厥入寇的情况看，就不难理解李渊如此部署的原因了。在武德八年（公元625年），突厥先是入侵关内道灵州，紧接着，突然改变进攻方向，转攻河东道，掠朔州、战新城、逾石岭、寇并州、战太谷、最后一度深入到河东道东南部的潞、沁、韩三州，把河东道搅了个天翻地覆。

吸取武德八年的惨痛教训，李渊这次提前先在河东道部署兵力，因此，虽然突厥进攻的是关内道原州，但李渊仅仅派出驻宁州的杨毛出战，并未见李渊在关内道集中其他兵力，相反，河东道当时并无敌情，但是李渊却抢先向太谷集中兵力，除了河东道当地守军外，又“徵兵”、“发士”驻守太谷。

从李渊的这一部署来看，李渊当时显然将突厥的主攻方向判断为河东道，因此，抢先在河东道布置重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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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计划派出李世民和李建成备御突厥。

《册府元龟》记载为“遣秦王及皇太子建成勒兵以备胡”，并未明确记载他们各自备御哪个方向。

但是，从上面的分析看，突厥实际入侵了关内道原州，因此，关内道是需要备御的；唐朝在河东道太谷布置了重兵，因此，河东道也需要有人备御。这样看来，李世民与李建成应该是分道备御，每人负责一个方向。

至于他们具体如何分工，因该计划最终未能实现，所以史料没有明确记载。但是，笔者从武德年间李世民官衔的变化中，找到了一点线索。

武德元年（公元618年）十二月，加封李世民为太尉、使持节、陕东道大行台时，其官衔为：
尚书令、雍州牧、右武候大将军、上柱国、秦王世民（《全唐文》秦王太尉陕东行台制）

武德二年（公元619年）五月，加封李世民为左武候大将军、凉州总管时，其官衔为：
太尉、尚书令、雍州牧、陕东道行台、右武候大将军、上柱国、秦王世民（《全唐文》秦王兼凉州总管制）

武德三年（公元620年）四月，加封李世民益州道行台尚书令时，其官衔为：
太尉、尚书令、陕东道行台、雍州牧、左武候大将军、使持节凉州总管、上柱
国、秦王世民（《全唐文》秦王益州道行台制）

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十月，加封李世民为天策上将、领司徒时，其官衔为：
太尉、尚书令、雍州牧、左武候大将军、陕东道行台尚书令、凉州总管、上柱国、秦王世民（《全唐文》秦王天策上将制）

武德五年（公元622年）十月，加封李世民领左右十二卫大将军时，其官衔为：
天策上将、太尉、领司徒、尚书令、陕东道大行台、益州道行台尚书令、雍州牧、凉州总管、左右武候大将军、上柱国、秦王世民（《全唐文》秦王领左右十二卫大将军制）

武德六年（公元623年）九月，讨伐辅公祏时，李世民的官衔为：
天策上将、太尉、领司徒、尚书令、陕东道大行台、雍州牧、领十二卫大将军、上柱国、秦王世民（《全唐文》讨辅公祏诏）

武德八年（公元625年）十一月，加封李世民为中书令时，其官衔为：
天策上将、太尉、兼司徒、尚书令、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雍州牧、十二卫大将军、秦王世民（《全唐文》秦王等兼中书令侍中制）

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癸亥（初七日）立李世民为太子时，其官衔为：
天策上将、太尉、尚书令、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益州道行台尚书令、雍州牧、蒲州都督、领十二卫大将军、中书令、上柱国、秦王世民（《全唐文》立秦王为太子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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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制诏中，我们可以看出，自武德元年（公元618年）开始，直到武德八年（公元625年）十一月担任中书令的时候，李世民从未担任过蒲州都督，但是在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立李世民为太子时，李世民的官衔中，已经有了“蒲州都督”，即这一职务是立李世民为太子之前授予的。鉴于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已经掌握全国大权，再封李世民为蒲州都督已毫无意义，因此，可以判断出，李世民担任蒲州都督的时间，应该在武德八年十一月担任中书令以后，武德九年六月玄武门之变以前。

而蒲州，位于河东道西南，是保卫长安东北大门的重镇。李世民武德八年（公元625年）七月备御突厥时，就曾出屯蒲州。可见，任命李世民为蒲州都督，当与河东道备御突厥有关。而武德八年十一月以后，直到武德九年六月玄武门之变以前，唐朝在河东道配置重兵备御突厥只有一次，那就是武德九年二月征兵屯太谷这一次。

由此可见，当时李渊计划派往河东道备御突厥的，应该就是被任命为蒲州都督的李世民；相应的，使用排除法，计划派往关内道备御突厥的，则是李建成。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在武德九年二月丁亥（二十八日）唐朝备御突厥的计划中，李世民再次被安排到了作为主要方向的河东道，而李建成则被安排到了次要方向的关内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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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至此，我们就可以来对某些人的部分偏见进行商榷：

第一，有人认为，到了武德后期，李渊已完全倒向李建成一方，对李世民不再重用，李世民在备御突厥的军事行动中的地位不断下降。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直到武德九年二月丁亥（二十八日），即玄武门之变前3个月的时候，李渊在制定备御计划时，仍然将李世民安排到了主要方向河东道，可见，直到此时，李世民仍然是李渊在军事上倚重的对象，是备御突厥的中流砥柱。

第二，有人认为，李世民是武德八年（公元625年）太谷之败的主要责任人。

关于这一点，笔者在武德八年篇中已经进行了详细分析，这里再多说一句。如果李世民是太谷之败的罪魁祸首，那么，李渊为何在武德九年（公元626年）的备御计划中再次把李世民安排在了主要方向河东道呢？可见，李世民非但不是太谷之败的主要责任人，相反，在太谷战败后，接管危局，表现可圈可点，因此李渊才继续信任李世民的军事才能，再次把李世民安排到了主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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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内道烽烟四起

（一）备御计划落空

上文分析的只是唐朝的备御计划，而该计划的最后结果是“后竟不行”（《册府元龟》卷990），即没有实行。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结果呢？

先看河东道。李世民没去河东道，原因非常简单，那就是李渊的战略判断出现失误，突厥并未按照李渊的设想重演武德八年（公元625年）的入侵模式，几乎未对河东道进行入侵。根据史料记载，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玄武门之变以前，突厥入侵河东道只有一次：

四月，丁卯（初九日），突厥寇朔州。

而这仅有的一次，规模如何呢？

《册府元龟》卷447有以下记载：

王孝德为朔州行营军总管。武德九年，突厥寇朔州，孝德及朔州刺史姜世师以数骑觇贼，卒与虏千馀骑相遇，孝德苦战久之，贼始退。

“虏千馀骑”，且交战之后，突厥就退去，可见当时入侵朔州的突厥军队并不多，是偏师抄掠，而且仅仅骚扰河东道北部边境的朔州，并未深入河东道内部。

因此，唐朝在太谷集结的大军并无用武之地，则李世民自然也就没有前往河东道备御的必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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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关内道。关内道在二月丁亥（二十八日）以后，将近一个月内也未出现新的敌情，直到三月辛亥（二十三日）突厥才再次入侵关内道灵州，而且入侵的也非颉利的突厥主力，因此，李建成也就没有前往关内道。

关于这次入侵灵州，据《资治通鉴》记载，“（三月）辛亥（二十三日），突厥寇灵州”。

何以判断入侵的并非颉利的突厥主力呢？

据《旧唐书》列传17李靖传记载，，“（武德）九年，突厥莫贺咄设寇边，征靖为灵州道行军总管”。

虽然只说是“寇边”，未指明地点，但是，既然征李靖为灵州道行军总管，则突厥入寇的地点显然是在灵州，再结合后来四月戊寅（二十日）李靖已经在灵州与突厥交战来看，这次寇边只能是在四月戊寅（二十日）之前，而符合以上条件的寇边只有一次，那就是三月辛亥（二十三日）突厥寇灵州。

而这次入侵灵州的是莫贺咄设，据《旧唐书》突厥传记载，“别部领兵者皆谓之设”，颉利可汗虽然在当上可汗以前也干过莫贺咄设，但是，在武德九年，颉利已经当可汗多年，不可能再被称为“莫贺咄设”，因此，这里入侵灵州的为另外一人，只是突厥某一部的主将。

因此，唐朝也就没有让李世民或李建成前去备御关内道，只是派出李靖作为灵州道行军总管迎击突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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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突厥入侵灵州的同时，在颉利可汗牙帐，还发生了欧阳裔谋袭牙帐事件。据《册府元龟》卷664记载：

唐欧阳裔封南海公。高祖武德九年三月，突厥冠灵州，裔为行人，率行徒五十人，将掩可汗牙帐，谋泄，为虏所拘。

所谓“行人”就是使者。欧阳裔当时正出使突厥，听闻突厥入侵灵州，遂谋划袭击突厥牙帐，可惜事泄被抓。

（二）突厥深入

进入四月份，突厥继续对关内道进行抄掠。据《资治通鉴》记载：

（四月）庚午（十二日），寇原州；癸酉（十五日），寇泾州。

从时间上看，这路突厥军队，就是三月辛亥（二十三日）入侵灵州的莫贺咄设的部队。

据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1卷京都关内区“长安通灵州两驿道”记载，灵州东南至长安的路线，主要有三道，其中史有明征的驿道有两道，“东南取庆州路，经宁州、豳州至长安，此一道也。南取原州路，又东经泾州，亦至豳州，达长安，此一道也”。笔者简单列明路线如下：

东道：灵州——庆州——宁州——豳州——长安；

西道：灵州——原州——泾州——豳州——长安。

可见，突厥这一次，就是沿着上述两道中的西道，灵州——原州——泾州，展开入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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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旧唐书》志18记载，灵州“在京师西北一千二百五十里”，原州“在京师西北八百里”，泾州“在京师西北四百九十三里”（《元和郡县图志》作“四百八十里”）。

突厥从灵州打到原州，约450里的路程，用了约20天，可见灵州守军还是进行了一定阻击的，查《旧唐书》列传10宗室传，自武德五年（公元622年）后，李道宗担任灵州总管（都督），应该说是进行了抵抗的，只是未能挡住。但是，从原州打到泾州，约300里的路程，突厥只用了3天，可见基本未受阻碍。从中可以看出，武德九年唐朝在布置兵力时，确实忽视了关内道的布防。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入侵到泾州的，并非突厥主力，仅仅是莫贺咄设的军队，这样一支偏师或者说前锋就已经深入到距离长安不足500里的泾州，可见当时关内道防御的空虚。如果当时入侵的不是莫贺咄设的部队，而是颉利率领的突厥主力，那后果不堪设想，后来八月进逼渭水的一幕很可能要提前4个月上演。

还好，颉利当时没来，而是在莫贺咄设已经深入原州和泾州以后，才率主力出动，而这时，李靖作为灵州道行军总管，已经率部赶过来了，双方在灵州境内爆发大战。